土家族簡史——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二）

    二、反對外國教會，保護民族權益
　　
    外國教會及傳教士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早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天主教的觸角就已深入至巴東縣的細沙河一帶，當地居民已有私信天主教的。鴉片戰(zhàn)爭以后，傳教士依靠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炮艦為后盾，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爭先恐后地竄入土家族地區(qū)的窮鄉(xiāng)僻壤活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土家族地區(qū)的各縣城和重要集鎮(zhèn)，大多聳立著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法、英、美、比利時、西班牙、芬蘭等國傳教士的足跡幾乎遍及城鄉(xiāng)。僅永順一縣，縣城設天主教總堂，教會學校2所，醫(yī)院1所，集鎮(zhèn)與農村設支堂、講堂競達10處之多。他們以教堂為據點，手捧《圣經》，披著“慈善”的外衣，收集情報，干涉內政，侵犯主權，包攬訴訟，霸占田產，進行文化侵略，挑撥民族關系，為資本一帝國主義在土家族地區(qū)建立殖民統治效勞。他們網羅的教徒，多是惡霸、地痞流氓等無賴之輩。這些教民依靠教會的勢力，挾持官吏，橫行鄉(xiāng)里，欺壓善良，魚肉人民。外國傳教士的種種不法行為，激起了土家族地區(qū)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甚至一些富紳、地主和清朝地方官吏也因教會的勢力威脅著自己的統治地位而憤懣不平。自清同治初年起，土家族地區(qū)接連不斷地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反教會斗爭。
　　
    （一）酉陽教案
　　
    同治元年（1862年），天主教川東主教范若瑟（法國人）派遣鄧司鐸到酉陽傳教，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小壩置買田地，修筑教堂，名日“公信堂”。這個傳教士在酉陽州大肆網羅“不安本分”的地痞流氓之徒入教，以教會為護身符，橫行鄉(xiāng)里，任意欺壓農民，“以致民間積憤不能平，因怨成仇”。這些教民還到處尋釁，隨意借機制造訟案，“必與平民纏訟不休，甚至將有作無，以輕為重。平民因而怨恨者，比比皆是！”群眾與教會之間的矛盾日漸激化。酉陽州的土家、漢族人民忍無可忍，終于在同治四年，爆發(fā)了震動全國的酉陽教案。這年的春節(jié)期間，劉勝超、劉慎德、張沅、楊勝鈞等相約拆毀“公信堂”和為惡多端的教民房屋；接著，酉陽州城的數百土家、漢族人民，在富紳馮仕銀、張佩超和宋文選、張玉光等督率下，擁至城鄉(xiāng)教民各家，捉拿教民，逼令背教；馮文愿等復率多人，拆毀經堂，打死窩藏傳教士的店主何魁。教民再三控告，知州概懸不理。至7月，群眾情緒更加高昂，斗爭愈益激烈，人們張旗執(zhí)械，列陣對壘，在州衙門前公開懸掛牌示，各街居民“傳鬧如狂”。土家族冉從之（又名冉老五）率眾擁至城隍廟，將前來“撫慰教民”的法國傳教士馮弼樂毆傷致死。
　　
    教案發(fā)生后，清廷極為震驚。法國公使柏爾德借機再三施加壓力，恫嚇威逼。媚外屈膝的清廷遂下令，將拖延辦案的兩任酉陽知州董貽清、鄧清濤撤職，摘去頂帶，責令川東道道尹錫佩負責辦理此案。錫佩秉承清廷的旨意，殘酷鎮(zhèn)壓，將張佩超、馮仕銀、馮文愿等押解重慶審訊，并先后緝捕冉從之等多人。同治六年，冉從之慘遭殺害，與此案有牽連的其他人，有的被杖責，發(fā)配充軍，有的被判處徒刑；清廷并賠償銀8萬兩，罰富紳張佩超銀2萬兩修復教堂，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教會斗爭被清廷殘酷鎮(zhèn)壓下去。
　　
    清廷在處理這次教案過程中屈膝媚外的可恥行徑，更加助長了傳教士的囂張氣焰。法國傳教士利用勒索的巨額賠款，復于酉陽擴建教堂，并在教堂附近修筑碉堡，建立炮臺，組織武裝防守。倚仗洋人鼻息的不法教民更是有恃無恐，橫行無忌。毛壩場居民何大發(fā)因屢被教會逼迫入教不從，多次被教民毆打，并強令其殺豬持款，到教堂贖罪。何家已成熟的莊稼被教民全部踐踏，家中財物被教民搶劫一空。何大發(fā)忍無可忍，將不法教民告到州府，法國教士橫加干涉，致使不法教民逍遙法外。以后劉明釗等糾集百余教民，兩次血洗何家，殘殺其父何天貴等20人，并將其妻輪奸致死。何大發(fā)家破人亡，不法教民則有法國傳教士的庇護，得以“禍免無恙”。另有不法教民王學鼎等一次誘殺鄉(xiāng)民22人之眾。而懾于教會淫威、“平時詞訟多聽從教士意旨”的酉陽知州胡圻，對于如此重大的人命案件，竟然置之不理，不加追究。1865年酉陽教案中，被指控牽連的火埡鄉(xiāng)富紳張佩超，因認罰銀2萬兩，分年繳清，而被釋放回家。1867年4月，當張正在籌措銀兩時，不法教民張?zhí)炫d等糾集眾徒，突至其家，以索款為名，強奸婦女，殺害雇工吳昌林等3人，搶走銀萬余兩及其他財物，并將其子張玉光捆綁，扭送重慶監(jiān)禁，死于獄中。法國傳教士和不法教民的種種暴行，以及清朝地方官吏的軟弱無能，激起酉陽州各族人民的無比憤怒，從城鎮(zhèn)到農村，群情激憤，一觸即發(f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治七年(1868年)冬，教民龍秀元仗勢逼迫鄉(xiāng)民朱永泰退婚，大肆搶劫財物，焚毀民房。民團首領何彩目睹外國教會和無賴教民血腥屠殺無辜平民，加之其母被龍秀元捆毆受辱，積憤難平，遂率領民團和群眾，拆毀火石埡教堂，爆發(fā)了第二次酉陽教案。這次反教會斗爭，得到酉陽州各階層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土家、漢族人民踴躍參加，被逼得家破人亡的鄉(xiāng)紳張佩超和一些愛國士紳竭力贊助。次年年初，何彩又約集劉幅、曾占鰲等，率領團民再人州城，救出因和教民涉訟而被拘押的革職武生楊禎庭，共同“打教”。州城人民群起響應，圍攻教堂，與教會武裝開展激烈搏斗，雙方死傷數十人。被救出的楊禎庭滿腔怒火，挺身而出，打死法國教士李國（又名李國安），憤怒的群眾將教堂燒毀。在短短的時間內，反教會斗爭的烈火燃遍酉陽城鄉(xiāng)。毛壩場、蘇家河等地的群眾紛紛響應，燒毀教堂，嚴懲那些作惡多端的不法教民。
　　
    這時，腐敗無能的清廷立即下令解散民團，革除事先未能駕馭、事后又彈壓不力的酉陽知州胡圻職務。紙房溪華籍教士覃輔臣趁民團解散、群眾手無寸鐵之機，率領教堂武裝，突然襲擊，殘殺無辜平民200余人，傷600余人，“內有肢解、燒灼、輪奸之慘，不忍言者”。這次教案發(fā)生后，法國公使羅淑亞極盡恫嚇訛詐之能事，他撇開清朝辦理對外交涉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己帶著兵艦，由天津到上海，經南京、九江等地，到達漢口，要求賠款、“懲兇”，揚言要自行人川“查辦”。法國傳教士乘機火上加油，無理要挾，要求清政府對“查辦”不力的地方官員“從重治罪”。在法帝國主義分子炮艦威脅下，清政府急忙派湖廣總督李鴻章為欽差大臣，人川“查辦”。李鴻章奉行“以服洋人之心”的媚外政策，不惜損害國家主權，只求迅速了結此案，以免洋人借為口實擴大事端。李鴻章為了討好洋人，下令將參與反對外國侵略正義斗爭的首領緝獲歸案，  “按律治罪”。以所謂“聚眾行兇”、“阻教滅教”的罪名，將何彩押解重慶，判處斬刑；劉幅被判絞刑；曾占鰲被判處充軍；其他與該案有牽連的人都處以徒刑；并答應賠償銀1. 8萬兩。以后，李鴻章至漢口會見法國公使羅淑亞，聽取其對結案的意見。羅淑亞又提出要求，盡管“多不近情”或“出情理之外”，而李鴻章無不滿口答應，又賠償銀1.2萬兩，并抄沒張佩超全部家產，將其押解出川。而率領教民殺死戳傷800多無辜平民的華籍傳教士覃輔臣，卻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跟隨川東主教范若瑟“奉教皇令，出洋議事”，竟然逍遙法外，逃之天天。震動全國的第二次酉陽教案，又一次被清朝鎮(zhèn)壓下去。
　　
    （二）黔江和利川教案
　　
    法國傳教士從兩次酉陽教案中獲得巨額賠款后，四處定點設堂，不斷擴展教會活動區(qū)域。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法國主教范若瑟不經清朝地方官吏同意，擅自秘密派遣教士張紫蘭、司鐸余克林及華籍教士戴明卿，潛赴與酉陽毗鄰的黔江縣，私買民房，建立教堂，誘人人教。黔江縣的土家、漢族人民聞訊，眾議沸騰，強烈反對法國教士建堂傳教。川東道臺姚觀元深恐事態(tài)擴大，群眾“激而生變”，立即派人會見范若瑟，委婉勸說將張紫蘭等撤回，暫緩建堂。范若瑟態(tài)度傲慢，拒不接見。姚觀元又令酉陽知州羅亭奎會同黔江知縣準備彈壓。7月14日清晨，黔江縣百余群眾滿懷義憤，聚集在傳教士住所，當其外出，即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抓住，扭至城外河邊毆斃。張紫蘭乘間躲人縣署，力求庇護。事件發(fā)生后，川東道署即刻委派涪州知府濮文升、彭水縣同知張超前往黔江查辦，將毆斃教士的陳宗發(fā)、謝裁縫等6人逮捕殺害，以“服教士之心”；并將未加防范的黔江知縣桂衢亨撤職。
　　
    湖北利川縣的天主教荷蘭傳教士田國慶，竟然違背有關“外國傳教士不得在內地置產收稞”的規(guī)定，大肆購買田土，佃給教民耕種，地方官吏不敢過問，“于是桀驁不逞之徒相率入教”。這些無賴之徒依仗教會勢力，挾持官府，到處橫行，有的教民甚至“自稱為欽命利川縣副司鐸，持帖拜謁”，至為狂妄。田國慶雇傭的管事教民胡文安更是霸據一方的“土皇帝”，他出入往來，乘坐大轎，并令教民拈香跪接；在南坪、汪家營等處以建教堂為名，“廣置田產，收稞漁利”。長堰塘的不法教民，無理毆傷人命，胡文安被控為主使，由于天主教會的庇護，胡竟敢拒絕出庭，不受審訊。貧窮孤獨的老婦倪黎氏僅有的少量田產，被教民倪贊揚盜賣于教會，老婦控告縣署，利川縣知縣斷決：田產仍歸倪黎氏“照舊管業(yè)”，追回盜賣價款。但是，不法教民向世可、周良臣等恃強凌弱，趁機強占倪黎氏房屋，雖經官署屢次催促，拒不遷出。倪黎氏怒不可遏，以污水淋潑向、周，遂遭捆綁毆打，傷痕達九處之多。腐敗無能的清朝官吏懾于教會淫威，不分曲直，競將毆打老婦的兇犯向、周釋放，而交外國傳教士領回；而慘遭迫害的孤苦老婦倪黎氏則“身傷產失”，官府不加過問。外國傳教士與無賴教民的橫行兇暴，連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也不得不承認：“種種謬妄，實堪發(fā)指”，發(fā)出長此下去“良懦小民何以自存”的感嘆！利川縣的土家、漢族人民忍無可忍，于光緒十九年（1893年）年爆發(fā)了反對教會購置田產、收稞漁利和教士、教民欺壓良民的教案。
　　
    （三）長樂、長陽等縣的反教會武裝起義
　　
    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鎮(zhèn)壓義和團反帝愛國斗爭之后，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外國侵略者的忠實奴仆，因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7月，四川大足縣余棟臣再次發(fā)動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武裝起義，發(fā)布檄文，痛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川東所屬州縣，聞風響應。與川東毗連的利川、巴東、長樂、長陽等土家族地區(qū)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哥老會（亦稱江湖會、湖海會），“群思效其所為，與各處教堂為難”，揭竿而起，遙相呼應。廣大群眾反對教會的斗爭，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長江峽區(qū)兩岸。同年9月，利川縣的哥老會聚眾數百人，假托余棟臣的旗號，焚毀野茶壩、李子槽等處教堂、育嬰堂和不法教民的房屋。10月，巴東縣的塞口、小麥田等地教堂被憤怒的群眾搗毀。長樂縣會黨首領土家族向策安（又名向熙廷）聚集數千人起義，打死強迫別人休妻的不法教民畢開榜，毆斃比利時傳教士董若望，燒毀教堂。他們建立武裝，組織隊伍，以向策安為主帥，李策卿、李少白為副帥，下有軍師、統領、先鋒、大將等職官。然后率眾向巴東、長陽等縣出擊，焚毀教堂多處。接著，長樂縣會黨首領李清臣率眾在漁洋關起義，“旗上大書滅洋字樣”，旬日之間，眾至兩三千人，轉戰(zhàn)于長樂、長陽、巴東等縣，并一度攻入湖南石門縣子良坪一帶，焚毀教堂，殺教士4人，嚇得洋教士聞風逃至澧州城，乞求地方官保護。同時，長陽縣資疆的呂守蛟，石滾蛸的顏敦五、覃培章，各率眾數百人起義，與向策安部彼此聲援，相互策應，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以土家、漢族勞動人民為主的反教會斗爭的洪流。這次斗爭，標志著土家族人民反教會斗爭已經進入向縱深發(fā)展的新階段：其領導成員已不再是過去的地主階級中的愛國士紳和民團首領，廣大勞動人民和民間秘密會社成為斗爭的主導力量；由互不聯系的分散的“打教”、“鬧教”，發(fā)展成為有組織、有計劃、大規(guī)模的武裝起義；由過去官紳倡導的“排斥異端”、反對教會暴行的斗爭，發(fā)展為廣大人民群眾反抗侵略、反對壓迫的斗爭。他們不僅公開豎起“滅洋”的旗幟，斗爭鋒芒直指外國侵略者，而且聚眾殺差抗官，具有反對封建壓迫的性質。
　　
    利川、長樂、長陽等縣的土家，漢族人民反教會武裝起義興起后，群情振奮、意氣風發(fā)，到處張貼傳播余棟臣的檄文，痛斥外國侵略者的種種罪行。為了擴大戰(zhàn)果，向策安部義軍計劃分兵，一部橫渡長江，進攻宜昌府城；一部由巴東、建始，西上人川，與活動于川東各府縣的余棟臣部會合。大規(guī)模的群眾起義，使帝國主義分子和清朝統治者膽戰(zhàn)心驚，惶惶不可終日。“宜昌系通商口岸，華洋震恐”，教民驚惶，“洋人尤甚”，“沿江上下，大為驚擾”。宜昌英國領事、漢口法國領事屢次致函清廷，請求派兵保護。在起義軍的影響下，土家族地區(qū)深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群眾人人思動，更大的反教會武裝斗爭風暴一觸即發(fā)。
　　
    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深恐義軍一旦進攻宜昌，群眾反抗的怒火“必致成燎原之勢”，于是，急忙令宜昌鎮(zhèn)總兵傅廷臣招募兵勇五百人，加強府城防御；派副將吳元愷、劉思榮領兵三營，乘輪船繞至巴東縣野三關一線堵截，切斷向策安部人川通道，阻止其與川東余棟臣部義軍會合；并令巴東、利川、長樂、長陽各縣知縣分守扼要，帶兵剿捕；派遣提督鄧正峰領兵三營進駐漁洋關，沙防營游擊蔣聲耀帶兵兩哨駐守宜都縣聶家河一帶，以防義軍進至荊州；又電商湖南巡撫俞廉三，令其派總長陳海鵬，提督賀長發(fā)、譚會友率重兵由石門縣攻擊鄂西。各縣的地主豪紳亦聞訊組織武裝，追堵義軍。
　　
    同年11月，在大量清軍與地主鄉(xiāng)團圍攻下，義軍首領顏敦五、呂守蛟、覃培章等先后被俘遇害。向策安部義軍見清軍扼守野三關，入川受阻，遂由巴東轉入長樂，沿途的土家、漢族人民紛紛加入義軍，義軍力量又復壯大。向策安趁大雪封山、追擊的清軍無路可尋、長樂縣城防御空虛之機，與縣城會黨里應外合，出其不意，突然襲擊，攻陷長樂縣城，俘獲知縣蘇貽英和典史等官員。旋即退出縣城，撤至紅溢、白溢兩寨，搜集槍炮，堆集巨石，憑險據守，以抗官軍。12月，清軍副將吳元愷率兵進攻，破紅溢、白溢兩寨，殺害義軍130余人，向策安、李策卿、李少白率領余部退至施南府境，后被俘慘遭殺害。李清臣部被清軍追逼，從漁洋關撤至長陽縣青坪崗一帶，次年，被地主鄉(xiāng)團阻擊，李清臣犧牲。歷時近半年的武裝起義，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各股義軍彼此孤立流動作戰(zhàn)，缺乏緊密配合而失敗。向策安等反教會斗爭的英雄事跡，至今還在五峰、長陽等縣土家、漢族人民中廣泛流傳。
　　
    利川、長樂、長陽等縣武裝起義發(fā)生后，法國駐漢口領事德托美借口教士被殺，教堂被毀，教民財產損失，乘機敲詐勒索，要求清廷賠償銀42.5萬兩。幾經交涉，宜昌知府朱滋澤、洋務委員梁敦彥前赴漢口，與法國領事德托美于1899年3月訂立《施宜教案議結條款》，規(guī)定：賠償銀5.5萬兩；除已被殺害的近200名起義首領和群眾外，未查獲的繼續(xù)追捕，按律治罪；將長樂縣先后兩任知縣革職；各縣地方官必須大力保護教堂、教民，“百姓不得與教堂為難”；在利川縣城內，由地方籌款建造天主教堂1座。這是一個嚴重損害我國主權、保護外國侵略者權益、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侵略的賣國條款。
　　
    （四）利川和恩施教案
　　
    但是，和中外反動統治者的愿望相反，《施宜教案議結條款》的簽訂，并未能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斗爭。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7月，利川縣教民崔成方等在飲水井中投放毒藥，企圖毒死無辜平民，制造事端，引起群眾的強烈憤慨。次年春，利川縣土家、漢族人民在顏明山等領導下，數日之內，聚眾六七百人，懲辦不法教民，劫持被捕的人，“殺差抗官”，攻打縣城。張之洞急忙調兵遣將，殘酷鎮(zhèn)壓。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天主教在恩施縣的沙子地建堂傳教，當地民團首領不允，法國主教德希圣控于縣署，民團首領受辱，群眾積憤不平。1904年6月，法國主教德希圣帶領教士德希賢、董明德和教民多人，前往沙子地游覽，途經恩施縣花背時，農民向元新想看法國主教，竟遭隨行教民賈澄清毆打，經向光錫對主教求情，德希圣強令向元新在沙子地準備8桌酒席，鞭炮6萬，賠禮道歉。賈澄清仗勢欺人，借口鞭炮數目不足，強迫向姓補足，沿途燃放。這種無理要求，激起土家、漢族人民的極大憤怒，土家族向燮堂等迅速聚眾，將法國主教、教士2人和隨行教民4人毆斃，放火燒掉不法教民的房屋。這次反教會斗爭，震動了整個鄂西。張之洞聞訊，認為“案情極重”，一面電令施南府高懸重賞，凡捕獲毆殺教士者每人賞銀500兩；一面急派道臺左元麟帶領文武各官，偕同法國總領事所派的荷蘭主教田國慶，前往“查辦”；并令宜昌派隨防營兵，特調常備軍一營馳赴彈壓；又增派兵50名，沿途護送田國慶，以防差失。
　　
    這次事件中，法國公使館參贊嘉沙納乘機勒索，要求賠償銀60萬兩。施南、夔州等處的英國基督教士也借口施加壓力，威脅恫嚇，公開揚言，如果外國教會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定惟地方官是問”。張之洞即刻下令，命施南府屬各縣地方文武官員，嚴密防范，切實保護教會、教士。經過反復交涉，與法國公使館參贊在宜昌締結《施南善后條約》，規(guī)定將參與毆斃教士、教民的向燮堂、向元新、向爵臣、黃平山等12人梟首正法，已被捕獲和逃走的向從新、向四娃等37人，分別按律治罪；賠償銀14.5萬兩，其中以1萬兩為被打死的法國教士建造廬墓，以2.5萬兩修建醫(yī)院，以示紀念；施南代理知府、副將和恩施知縣等文武官員，予以革職處分。腐朽無能的清朝統治者再次拜倒在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腳下，但是土家、漢族人民的鮮血是不會白流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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