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簡史——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土家族（二）

    二、新中國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區(qū)的政治
　　
    （一）剿滅國民黨殘余和土匪勢力的斗爭
　　
    湘鄂川黔邊土家族地區(qū)解放后，國民黨殘余和土匪勢力，趁新生政權剛剛建立，接管建政尚未就緒以及解放大軍進軍大西南，集中成都、川康圍殲國民黨殘軍之際，糾集在一起，策劃籌建反革命組織，妄圖把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于搖籃之中。1949年11月，國民黨四川省第八區(qū)專員庹貢廷，11月底由重慶返回酉陽，途中得知酉陽已被解放后，庹便加緊了反共步伐，在12月里連續(xù)召開了三次會議，即“鵝池會議”、“老柏溝會議”、“八面山會議”，極力鼓動湘鄂川黔邊地區(qū)的潛藏特務、土匪惡霸以及大部分以往區(qū)、鄉(xiāng)、保武裝，從而形成了一股較大的反動武裝力量。
　　
    在湘西，自八面山會議后，各種反動勢力蠢蠢欲動，張中宇、侯振漢等人，在龍山縣與瞿波平會合，糾集湘川鄂邊區(qū)各股地方武裝、土匪，成立了“湘鄂川邊區(qū)反共救國軍”。在永順專區(qū)，有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137股，人數(shù)達3萬余人，被稱為“六師一旅”。其中，永順縣境內就有土匪42股，3 000多人。勢力較大的為盤踞在縣城西面夾樹塘的曹子西，有匪徒900余人。
　　
    鄂西解放后，新的人民政權正在建設之中，社會秩序仍較混亂，隱藏在鄂西地區(qū)的國民黨的殘余勢力、土匪惡霸便趁機進行反革命活動。據統(tǒng)計，鄂西地區(qū)有各種反動武裝70余股，7000多人，這些反動武裝勢力，四處流竄，洗劫奸擄，殺人越貨，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造謠誣蔑。從1950年1-5月，先后在利川、恩施、宣恩、來鳳等地發(fā)動50多起暴亂，殺害解放軍和地方干部70多人。
　　
    川東地區(qū)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縣的反動勢力，在八面山會議之后，開始騷擾和破壞當?shù)厣鐣刃颉Ｓ详柨h至1950年2月，境內土匪發(fā)展到13000多人。其中以庹貢廷、楊樹臣為首的土匪49股4400多人，騷擾亮埡以東、酉水以西一帶；以陳銓、謝建安為首的土匪50余股3000多人，以龔灘為基地，活動于酉陽、黔江、彭水三縣的三角地帶；以楊德滋、周正治為首的土匪20余股2000多人，活動在川湘公路以北近黔江一帶。在秀山，反動勢力主要有楊卓之、李琛、熊子云、簡國安、陳光佩等39股4000多人。解放軍過境之后，境內及周邊的反動勢力也開始進行反叛暴動活動。1950年2月10日，湖南匪首周燮卿率匪眾400余人進入秀山，占據縣城。黔江縣解放后，駐守縣城的解放軍部隊只有1個警衛(wèi)營，人數(shù)不過200人，各區(qū)的武裝部隊兵力也很薄弱。1949年12月底，在八面山會議上，陳銓被任命為第七縱隊司令，主要活動于酉陽、黔江一帶。不久，楊德滋自立十三縱隊，他們與第七縱隊相呼應，沆瀣一氣。1950年春節(jié)期間，土匪糾集1000多人圍攻黔江縣城，被解放軍擊潰。3月1日，楊德滋、周正治、孫鵬程等人又糾集土匪500余人進攻河口區(qū)政府。解放前夕，湖北利川縣長鄭子揚派遣安子炳在石柱與利川的邊境組建了“青年反共團”武裝，解放大軍過境時藏匿深山。在石柱，橋頭鄉(xiāng)鄉(xiāng)長佘德瑜，暗中勾結譚紹奎、毛世玉、譚本權、李武臣等，準備發(fā)生暴亂。1950年初，中統(tǒng)特務陳益壽也來到石柱，布置黎爾熾、黎爾錫等人發(fā)動暴亂，組建“石柱人民自愿救國軍”，策劃與實施了“臘二九橋頭暴動”。2月14日，暴動開始，余萬富、劉紹元率匪眾和被威逼裹脅群眾數(shù)百人，打著“青年自愿抗敵救國軍”的旗號，攻擊橋頭，譚紹奎、毛世玉各組織三四百人的隊伍，共有780多人，當晚就將橋頭區(qū)公所包圍，2月15日上午占領區(qū)公所。與此同時，中益、沙子、龍沙3個鄉(xiāng)也發(fā)生了暴動。
　　
    黔東北地區(qū)解放后，當?shù)胤磩觿萘泳o與湘鄂川邊地區(qū)的反動勢力相勾結，向人民政權進行猖狂的反撲。其中，沿河縣的土匪最為猖獗，其境內最大匪首楊通賢組織各區(qū)、鄉(xiāng)長和地主豪紳武裝，盤踞烏江東岸10個鄉(xiāng)地域，又與酉陽地區(qū)楊通海相勾結，聯(lián)絡酉陽、秀山的土匪來到沿河；此外還有李子廉、袁仲英、蔡世康等土匪勢力。1950年3月起，黔東北地區(qū)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土匪暴亂。1950年3月，貴州省軍區(qū)決定全省暫時放棄21個縣，沿河、印江、德江、思南、務川、道真等縣人民政府轉移到銅仁或遵義。沿河縣人民政府撤離后，松桃的高竹梅率土匪400多人進占沿河縣城。8月5日，沿河及鄰縣的主要匪首在沿河中寨鄉(xiāng)召開了“沿河會議”，成立了“湘鄂川黔民眾自衛(wèi)軍”，下設7路總指揮，組建了十四兵團，另外，蔡世康、楊通賢又組建了“沿河黨政軍反共促進委員會”，積極進行反共活動。1950年3月，印江縣的土匪暴亂，時任剿匪指揮部副指揮長的陳世瀛，大量啟用原國民黨官吏和地主豪紳充任各級頭目，發(fā)展自己的武裝，并暗中與匪首楊卓之、高竹梅、陳策、聞希哲等勾結，謀劃攻打秀山、松桃兩縣人民政府。1950年，思南縣境內的土匪勢力較大的有28股，反革命骨干分子達2 000多人，匪眾1萬多人。全縣7個區(qū)有3個區(qū)被土匪攻打、盤踞，全縣2/3的地方為土匪所控制。4月9日，匪首蔡世康、史肇周、黃友群、周光榮等率波平部2000多人攻占思南縣城，11日，黃友群自任“縣長”，并組建了“黔東剿共司令部”。德江縣解放后，王策軒、佘國儒、吳仲明、何用卿等與沿河、思南、鳳岡等地反革命勢力相勾結，盟誓頑抗到底。1950年4月2日晚，煎茶土匪陳銀洲、田興楊攻入德江縣城，成立了“黨政軍反共促進委員會”，各鄉(xiāng)也相應成立了“反共委員會”。之后，又有大興、復興、煎茶等鄉(xiāng)的土匪涌入縣城。他們破壞交通橋梁，攻打人民政權，殺害干部群眾，氣焰十分囂張。
　　
    面對湘鄂川黔邊土家族地區(qū)的反革命叛亂，中國共產黨果斷地組織力量，予以堅決的鎮(zhèn)壓。1950年1月重慶解放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解放軍一四一師返回湘西，“執(zhí)行剿滅湘西土匪和幫助建立、鞏固地方政權的戰(zhàn)斗任務。”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出《關于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決心對國民黨和土匪反動武裝進行鎮(zhèn)壓和打擊。1950年1月上旬，解放軍一四一師返回湘西，著手建立永順軍分區(qū)，并進行了戰(zhàn)斗部署：四二一團進駐龍山，擔任龍山及永順以北地區(qū)的剿匪任務；四二二團進駐古丈，負責古丈、保靖及永順以南的剿匪任務；四二三團進駐大庸，負責桑植、大庸及永順以東地區(qū)的剿匪任務；一四一師師部進駐永順縣城，師直機關一部分進駐保靖。1950年1月上旬，一四一師和永順軍分區(qū)決定重點打擊瞿波平、師興周兩股土匪，并調四二二團協(xié)同四二一團合力清剿盤踞龍山里耶的土匪。1月10日，解放軍沿洗車河、隆頭方向向里耶挺進，13日與土匪發(fā)生交戰(zhàn)，100多名土匪被俘。瞿波平向四川潰退，繞道回到龍山的桂塘、老興一帶，師興周匪部也逃奔八面山，陳子賢、羅文杰帶著千余土匪逃往四川，解放軍立即包圍了八面山。20日凌晨，解放軍發(fā)起猛攻，最后攻破師興周的老巢燕子洞，殲敵500余人。1950年1月中旬，解放軍四二三團兵分三路迅速進至永順、桑植、大庸3縣交界地檳榔坪，將曹振亞、劉和卿、覃天保等3 000多人包圍。解放軍計劃合殲敵人，但由于地形復雜，加之土匪熟悉道路，造成大部分土匪漏網潛逃。解放軍四二二團跟蹤追擊，至陽岐山一帶，殲滅陳策勛一部、覃天保和宋占元的全部，生俘劉民生。不久，解放軍四二二團一營攻克桑植縣境的飛仙洞，擒獲陳天壇及其匪眾。經過一個多月的合圍與打擊，土匪的勢力遭受重創(chuàng)。在古丈，土匪張平罪惡滔天，有民謠稱“天見張平，日月不明；地見張平，草木不生；人見張平，九死一生”。解放軍四二三團回到古丈后，3月3日，搗毀了張平的老巢李家洞。之后，主力部隊立即開展追剿，3月中旬，在李家寨將張平匪部徹底打垮，張平只身逃脫。7月10日，在軍民合力搜山清剿中，將張平擊斃，古丈人民無不拍手稱快。4月中旬，四二二團二營和四二三團一營攻克永順縣境內的五連洞，生擒李藍初等100余人。由于解放軍的大部隊調往其他地方作戰(zhàn)，龍山境內的瞿波平、師興周等又重新糾合起來，兩度向龍山縣城發(fā)起進攻。于是，解放軍一四一師部和永順軍分區(qū)進行了新的部署，決定在中心區(qū)實施重點清剿,迅速將兵力集中于桑植縣以北，龍山縣洗車、隆頭、里耶一帶，重點清剿永順到保靖之間，大庸、桑植、永順之間的三角地帶的土匪。這一重點突擊，很快就消滅了一部分土匪，其余的大都流竄深山。至此，湘西基本沒有大股土匪活動。
　　
    1950年夏季以后，一四一師和永順軍分區(qū)重新調整工作部署：一是協(xié)同地方黨政機關，發(fā)動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發(fā)展和鞏固地方政權；二是軍民緊密配合，繼續(xù)清剿殘存土匪，徹底根除湘西匪患。至1950年7月底，共殲滅土匪1.5萬多人，僅剩下瞿波平、師興周、徐雅南、劉和卿等殘余土匪。從10月起，開展了追剿邊緣山區(qū)殘匪的活動。解放軍四二二團主力從古丈再度調回龍山里耶，負責八面山以南以及永綏、保靖等縣交界處的剿匪任務。10月20日，四二二團三營在牛拉場戰(zhàn)斗中，擊斃瞿波平部副師長楊樹臣，活捉瞿波平的妻子，給殘匪以致命打擊。幾天后，師興周、賈奇才等匪首紛紛向人民政府投降。四二三團又分兩路向永順萬民崗一帶的曹子西、劉和卿等殘匪進行追剿，經過兩個多月的奮戰(zhàn)，殲滅匪眾1000多人，繳獲槍支700多條。四二一團在龍山與來鳳交界的邊緣山區(qū)，與湖北恩施軍分區(qū)的兄弟部隊并肩作戰(zhàn)，追剿瞿波平殘部，瞿波平走投無路，只好向解放軍投降。至此，人民解放軍與人民群眾一起，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艱苦戰(zhàn)斗，終于取得了湘西剿匪的徹底勝利。
　　
    在解放鄂西時，湖北省軍區(qū)獨立二師奉命留駐，后改為恩施軍分區(qū)。1950年初，恩施軍民采取內線駐剿與外線進剿相結合，以軍事打擊為主，政策攻心為輔的斗爭策略，集中力量先打擊危害最大的土匪，力求打擊一股，震懾一片。1950年1月，恩施軍分區(qū)配合常德軍分區(qū)會剿朱際凱所占據的鐵爐坪、走馬坪地區(qū)，將匪部擊潰，朱際凱率300余人投降。2月初，軍分區(qū)八團二連圍攻于文斗的鼓眼洞，土匪試圖負隅頑抗。但9天后，土匪深感大勢已去，紛紛出洞投降。2月上旬，來鳳大隊經過一夜奔襲，將逃竄于酉陽縣木葉崗的彭雨清部擊潰，殲敵100余人。3月，軍分區(qū)八團三營會同來鳳、咸豐兩個縣大隊，向來鳳、龍山、酉陽邊境的土匪瞿波平、楊樹臣、彭雨清、肖大成等先后發(fā)起5次攻擊，將他們擊潰。5月，鶴峰縣大隊在五峰、鶴峰邊境夾擊王務之、錢甫堂，土匪遭遇重創(chuàng)后，錢甫堂投降，王務之則逃往湖南。至1950年5月，軍分區(qū)部隊進行了大小23次戰(zhàn)斗，殲敵569人，局勢得到基本控制。為了擴大戰(zhàn)果，中共恩施地委和軍分區(qū)將6月、7月定為“剿匪突擊月”，成立了利（川）西、恩（施）奉（節(jié)）、巴（東）建（始）鶴（峰）、宣（恩）鶴（峰）龍（山）、咸（豐）酉（陽）龍（山）5個剿匪指揮部，湖北省軍區(qū)也派來獨立一師一團參加清剿。在南線，為加強和便于指揮，建立了南線指揮所，首先將龍山招頭寨的瞿波平匪部驅趕出巢穴，然后以精干部隊進行追剿。7月23日，一團四連在矮土發(fā)現(xiàn)彭鎮(zhèn)南匪部，便立即進行追趕，土匪躲進丁甲大洞，四連將洞口炸毀，攻人洞內，擊斃土匪30多人，60多匪徒投降。6月18日，咸豐縣大隊獲悉楊茂林30余人活動于黔江坳，便立即追擊，途中擊斃擊傷土匪8人，追至咸黔邊的柳樹溝，土匪彈盡糧絕，只好繳械投降。繼而又捕獲了匪首覃介民、張小南，擊斃姚紹孟等人。軍分區(qū)三團三營追擊田彩臣匪部3天3夜，行程150多公里，終將其消滅。在西線的剿匪戰(zhàn)斗中，人民解放軍將利（川）石（柱）邊境股匪曾昭品100余人全部殲滅，并與奉節(jié)縣大隊在新板橋擊潰冉子蛟，殲匪40余人，王冠南率20余人投降。為了徹底根除匪患，從1950年8月15日開始，恩施地區(qū)開展“剿匪榮譽競賽月”活動。戰(zhàn)斗仍以南線為主，組建了巴（東）建（始）恩（施）、宣（恩）鶴（峰）龍（山）兩個剿匪指揮部。8月16日，來鳳縣大隊在王卯屋基殲滅了瞿波平匪部張讓生支隊70余人。9月，軍分區(qū)一團在來鳳安撫司、小坳地區(qū)進行清剿，向先成等300余人投降。10月，軍分區(qū)與川東、湘西聯(lián)合組織了三省會剿指揮部，對瞿波平等進行聯(lián)合會剿。11日，鶴峰大隊對桑植縣五道水周家莊的曹子亞進行圍剿，將曹擊斃，俘虜黃云懇、黃云寺等42人。15日，各部隊開始全面進攻，捕獲了陳士、鄧仲禮、侯唯一、周紹穆、余憲章、侯子道等163人，擊斃田良新、陳毅三等186人，384人投降。至1951年1月，全地區(qū)土匪勢力基本得到肅清。
　　
    當解放軍西進后，酉陽軍分區(qū)的兵力不足2 000人。面對境內數(shù)以萬計的土匪，力量顯得十分單薄。為了加強兵力，1950年1月，川東軍區(qū)又調來二野十一軍二十二師的九十五團參加剿匪。1950年1月30日，秀山縣城被土匪占據，縣人民政府機關被迫遷至酉陽境內的龍?zhí)舵?zhèn)。酉陽軍分區(qū)派出一團進入秀山，成立了秀山剿匪指揮部，并于春節(jié)期間一舉攻下了縣城。3月，秀山東部保安、里仁土匪活動猖獗，解放軍又派兵前往，打敗錢漢杰等200多名匪兵，接著又重創(chuàng)秀山西部的楊奠川。但是到了5月，秀山境內的土匪又開始活動。8月，境內匪首李琛、楊卓之參加土匪“沿河會議”之后，組織了4 000多人，策劃在9月4日再次攻打秀山縣城。由于解放軍早有準備，經過激戰(zhàn)，擊潰了敵人的進攻。為了更加有效地打擊土匪，人民解放軍重新進行了戰(zhàn)略部署，決定以川湘公路為界，將兵力劃為東、西兩大戰(zhàn)場，東戰(zhàn)場包括秀山龍池、官莊、石耶、雅江、石堤、大溪等鄉(xiāng)至酉東酉酬、后溪直至八面山一帶地方，會同湘西部隊，實現(xiàn)對土匪的殲滅；西戰(zhàn)場包括石耶、岑溪、梅江、蘭橋、龍鳳、茅坡、溶溪至酉陽李溪、仙壩、焦溪場、南腰界及貴州沿河、印江、松桃一帶地方，組織秀山、酉陽的兵力，并會同銅仁軍分區(qū)三十一師主力、五四O團，最后將敵人圍殲于梵凈山。11月，人民解放軍兩路推進，分別對楊通賢、蔡世康、彭景仁和陳光佩、冉友林等進行攻擊與搜捕，最終將李琛、熊子云等擊斃，并活捉陳光佩、王西之、簡國安等人，秀山的匪患被全部解除。在酉陽，1950年2月，解放軍決定首先對盤踞于酉陽東部泡木坪的土匪進行打擊，當時，庹貢廷、楊樹臣等正在泡木坪召開會議，有匪眾3000多人。2月7日凌晨，九十五團分三路進攻，經過激戰(zhàn)，打死打傷土匪100多人，俘虜200多人，其余土匪逃竄。3月中旬，九十五團三營及軍分區(qū)的一個大隊，對酉陽西北學堂坪一帶的土匪陳銓、謝建安部800多人進行襲擊，殲滅了大量土匪，后來，又在許家寨、青岡堡、龔灘等戰(zhàn)斗中，重創(chuàng)匪兵，土匪的主力被迫逃向省界、縣界邊緣地區(qū)活動。
　　
    從1950年7月到年底，酉陽軍分區(qū)和相鄰友軍組織了川黔湘鄂四省邊區(qū)部隊的4次大的會剿，即酉黔彭會剿、川湘鄂邊區(qū)會剿、黔東北第一期會剿和黔東北第二期會剿。在四川，4次會剿都對當?shù)氐耐练嗽斐闪酥旅拇驌?。酉黔彭會剿?950年7月中下旬進行，參加戰(zhàn)斗的部隊有九十五團三營、獨立一團三營、獨立三團的2個營和酉陽獨立營，以及涪陵軍分區(qū)一O六團、一０七團，對盤踞在酉陽西北、黔江西南、彭水以東三角地區(qū)的土匪進行圍剿，打死打傷匪徒208人，俘獲謝建安、鐘巨才、張笑儂（女）等3000多人。川湘鄂邊區(qū)會剿于1950年10月中旬進行，主要有九十四團二營、九十九團一營、一百團和湖北獨立八團、湖南永順軍分區(qū)四二一團、四二二團參戰(zhàn)，對活動在川湘鄂相鄰邊區(qū)的楊樹臣、瞿波平、熊從龍進行圍剿，最后擊斃匪首楊樹臣，俘虜楊德滋及匪兵1900多人，打死打傷匪眾140多人，投降4800多人，酉陽東部地區(qū)土匪全被殲滅。黔東北第一期會剿于1950年9月23日開始，至11月15日結束，四川參戰(zhàn)的部隊有酉陽軍分區(qū)的獨立一團、九十五團和酉陽、秀山兩縣的2個獨立營，他們組成第三集團軍，對土匪進行強有力的清剿，成功地殲滅了酉陽、秀山的土匪。黔東北第二期會剿于1950年11月16日開始，酉陽軍分區(qū)組建的第三集團部隊，參加了圍剿秀山、沿河、松桃地區(qū)的土匪，擊斃陳有瑞、張紹麟、熊從龍。
　　
    1950年春節(jié)期間，黔江縣境的土匪圍困縣城，解放軍主動出擊，一舉殲滅汪國風等30多人，粉碎了土匪的圍困。3月1日，又打退了土匪對河口區(qū)政府的進攻。3月25日，在土地埡與楊德滋匪部展開激戰(zhàn)，斃敵7人、俘11人，其余逃跑，解放軍奮勇追擊，在蒼壩又斃敵80多人，其余的在酉陽東部被俘。7月21日，在板方坪，消滅土匪200余人，俘虜50人。7月31日，在金雞壩戰(zhàn)斗中，擊敗孫鵬程匪兵，打死20余人，打傷數(shù)十人。8月初，在板凳巖擊潰龔云龍、周正治匪兵，并將龔、周俘獲。至10月底，有4000余土匪投降，黔江境內土匪基本肅清。石柱縣在土匪“臘二九橋頭暴動”發(fā)生后，中共石柱縣委立即組成臨時剿匪指揮部，并迅速奪回橋頭，1950年2月15日至3月15日，俘獲匪眾120余人，繳獲各種槍100余支。至8月底，馬祥明、陳攸林、陳文平、余顯章、李漢卿、余萬富等人繳械投降，歷時半年多的土匪叛亂遂告平息。
　　
    在黔東北地區(qū)，按貴州省軍區(qū)的部署，自1950年4月主動放棄縣城后，各縣都有留守部隊堅持與土匪斗爭。9月初，由西南軍政委員會和四川、貴州兩省召集，在綦江縣東溪鎮(zhèn)召開剿匪部隊團以上干部參加的作戰(zhàn)會議，會議傳達了西南軍區(qū)對會剿的任務，對清剿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川黔兩省對川黔邊的會剿進行了新的部署：從9月下旬開始至12月底，在川湘鄂邊區(qū)會剿基礎上，進行黔東北會剿，分為第一、二兩期。參加會剿的部隊組成為4個集團軍，川東九十一團、九十三團組成第一集團軍；遵義軍分區(qū)一四六團、銅仁軍分區(qū)一四八團組成第二集團軍；酉陽軍分區(qū)組成第三集團軍；涪陵軍分區(qū)組成第四集團軍，共20個營13000多人的兵力。
　　
    黔東北第一期會剿，是對盤踞在沿河、德江、松桃、務川、正安、道真、彭水、武隆等縣的陳銓、楊通賢、史肇周、楊卓之、蔡世康、譚席珍等土匪，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清剿。會剿開始后，各集團軍分兵出擊，對土匪進行圍殲。9月24日，第三集團軍兵分幾路進入沿河縣境，26日就控制了縣城和東岸地區(qū)的重要鄉(xiāng)鎮(zhèn)，很快奪回了沿河縣城。9月下旬，在黃土坎殲滅陳銓的大部分土匪。9月29日，酉陽一團到黃土鄉(xiāng)簡家寨，與陳銓的一線兵、力相遇，經過激戰(zhàn)，終于殲滅了這部分土匪，后又將陳匪的二線兵力包圍封鎖，除陳銓等少數(shù)土匪逃脫外，900多匪兵投降繳械。酉陽一團乘勝追擊，在牛皮塘將蔡世康等多名土匪擊斃。10月初，銅仁地區(qū)專署派房建平、田白玉等人來到沿河接管縣政府工作，成立了沿河縣剿匪指揮部，指揮部對剿匪工作做了部署，把原劃定的5個區(qū)改為10個區(qū)，區(qū)鄉(xiāng)地方干部與剿匪部隊的營、連干部共同組成相應的剿匪機構，各排班以戰(zhàn)斗小組為單位，深入到各村、各戶，充分發(fā)動群眾清剿土匪。同時組織了農協(xié)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群眾團體實行聯(lián)防，促進和加強剿匪工作。之后，羅永錫、陳銓、范項英等相繼被俘。在烏江西岸，在重兵打擊下，陳銓股匪全被殲滅，宋涇流、劉錠等6 000多人繳械投降，李子廉、袁仲英等被俘。
　　
    1950年11月16日，黔東北第二期會剿開始，這次會剿的主要任務就是圍殲梵凈山地區(qū)的殘匪。解放軍三十一師主力、九十一團、九十三團從印江、思南向梵凈山西北圍剿，銅仁軍分區(qū)主力、五四O團向梵凈山以南和東南圍剿，酉陽軍分區(qū)向梵凈山以東和東北圍剿。至12月15日完成會剿任務，共擊斃擊傷土匪200多人，俘虜2 500多人。在思南，縣人民政府人員1950年5月27日返回思南城。6月11日，俘虜覃朝碧等22人。7月15．日，思南縣城進行大搜捕，抓獲土匪80余人。8月對土匪黃友群、楊茂松等人實行了槍決。10月，活捉了鄧貴階、舒紹南等50余人，以后又抓獲劉貴誠、晏朝庭、包正中、白朝珍等240余人。德江縣在黔東北會剿期間，先后抓獲王策軒、佘國儒、何用卿、曹獻權、敖榮堂等。至此，貴州土家族地區(qū)也基本上將土匪消滅干凈。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戰(zhàn)斗，湘鄂川黔的土家族和其他民族積極配合解放軍，終于完成了徹底殲滅土匪的任務，人民政權很快得民族。
　　
    1951年，中央中南民族訪問團湖南分團來到湖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進行訪問時，了解了土家人的一些情況，當?shù)氐?a class="insidelink" href="http://m.customersorganized.com/fengqing/" title="土家">土家群眾再次要求確認他們?yōu)閱我坏纳贁?shù)民族。1952年12月，中央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員會派中南民委語言學家嚴學窘到湘西龍山、永順、古丈、瀘溪等地進行了調查，他認為土家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一種單一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畢茲卡”是一個獨立的少數(shù)民族。1953年9月，中央民委組織中央民族學院汪明璃等專家組成中央調查湖南土家小組，來到龍山、永順、保靖等地，對土家政治、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情況進行了全面的調查。1954年初，汪明璃撰寫了調查報告《湘西土家概況》，王靜如根據調查的語言材料也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關于湘西土家語言的初步意見》。
　　
    1955年，中央民委在北京召開了土家民族識別研討會，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民族學院的專家和民族工作者提出了許多證據論證土家是一個單一的少數(shù)民族。1955年5月，中央民委將對土家人的討論意見通知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并且征求意見。但當時在湖南省有關部門，一些人還是持相反意見。為此，中央民委又派全國政協(xié)民族工作組組長潘光旦赴永順、龍山和鄂西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根據考察情況，潘光旦寫下《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文，認為土家是一個有著自己鮮明特征的單一民族。1956年5月，潘光旦又一次來到吉首、龍山、永順、來鳳、保靖、古丈等地進行調查與訪談，回到北京后，撰寫了《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他向中央提出無論從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客觀條件、主觀要求等哪一方面來說，“土家”都應該被接受為一個兄弟民族。1956年5-6月，就在潘光旦在湘西考察的同時，中央民委又組成中央土家識別小組，其成員有謝鶴籌、羅炳正、施聯(lián)朱等人，他們同湖南省的謝華、鐘漢九等人組成聯(lián)合調查組，通過召開座談會、個別走訪、觀看群眾文化活動、收集實物、錄音攝影等多種方式，對永順、保靖、龍山等地的土家人進行了廣泛調查。1956年8月，調查組寫出《關于土家問題的調查報告》，呈給中央。1956年10月，中央同意確認土家為單一的少數(shù)民族，并要求湖南省向黨中央寫出報告，以便正式下文批復。1956年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黨中央上報了《關于請求批準土家為一個民族的報告》，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代表中共中央發(fā)出電文，正式確定土家為單一的少數(shù)民族。1957年3月15日，《光明日報》也宣布土家族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貴州四省交界的山區(qū)。同年3月，向達、潘光旦在政協(xié)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湘西北、鄂西南、川東南的一個兄弟民族——土家》的聯(lián)合發(fā)言。1957年5月，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和政協(xié)湖南省委員會組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訪問團194人來到湘西訪問，當時統(tǒng)計的土家族，桑植縣有43 965人，大庸縣有3 600多人。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影響，向達、潘光旦、彭泊、田心桃、彭秀樞等人被劃成“右派分子”，影響了其他地方土家族成分的認定工作。
　　
    在湘西，隨著土家族認定工作的逐漸深入，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問題也提上了日程。1956年12月7日，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就提出《關于實現(xiàn)土家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初步方案》，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湘西苗族自治州委員會第一屆第三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初步討論，為成立土家族苗族區(qū)域自治州作了前期宣傳工作。12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呈報了《關于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聯(lián)合自治州等問題的請示報告》。1957年1月，土家族的民族成分正式確定之后，湘西對籌劃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工作就更為重視。1957年3月1日，中央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向省委報告籌備成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1957年5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訪問團來到湘西，一方面宣傳國家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與干部群眾協(xié)商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形式。7月9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在長沙召開湘西土家族區(qū)域自治問題座談會，向達、李燭塵、翦伯贊、汪明璃、蕭離、唐生智、謝華、石邦智、劉春、馬杰等參加了會議。8月6日，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召集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部分領導和土家族、苗族干部及知識分子30多人列席了會議，會議討論了湖南省訪問團《關于訪問土家族工作》的報告，通過了《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決議》，決議中指出：湘西土家族與苗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居住、生活等各方面，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與社會運動，更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方案最為合適，符合當?shù)厝罕姷囊庠浮?a class="insidelink" href="http://m.customersorganized.com/meeting/" title="會議">會議決議報請國務院撤銷“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建制，同時請求批準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這次會議中，還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籌備委員會。1957年9月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五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設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撤銷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決議》，正式決定撤銷湘西苗族自治州，設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州的行政區(qū)域為吉首、瀘溪、鳳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順、桑植、龍山、大庸等10縣，自治州人民委員會駐吉首縣城。9月15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在吉首召開，會議選舉了自治州州長、自治州人民委員會委員和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院長。9月20日，正式宣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9月21日，當?shù)馗髯迦嗣?萬多人來到吉首，歡慶自治州的成立。
　　
    在鄂西，1953年就有5694人自報土家族成分。1954年，國家開始對該地進行民族識別工作。1956年，潘光旦也來到鄂西的來鳳、宣恩、咸豐、利川等縣進行了調查。1957年5月，湖北省視察團民族工作組在來鳳、鶴峰、宣恩三縣對土家人進行了考察。1957年10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召開了全省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同年12月，恩施地委、行署成立了民族宗教事務科。1958年4月，恩施地委、行署召開全區(qū)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之后，各縣開展了少數(shù)民族基本情況的調查，在來鳳、鶴峰、咸豐等8縣，部分鄉(xiāng)鎮(zhèn)登記的土家族共有183 037人，有些土家族還提出自治的要求。1958年11月，恩施專區(qū)統(tǒng)計的土家族有634651人。正當識別工作全面展開的時候，隨著“反右”斗爭擴大化，鄂西的民族識別工作也被迫停止。其實，在鄂西土家族識別過程中，當?shù)厝罕娋陀谐闪⒚褡鍏^(qū)域自治的愿望，尤其是在1957年9月，鄂西少數(shù)民族參觀團參觀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大會后，要求實現(xiàn)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愿望變得更為強烈，特別是鄰近湘西的來鳳、鶴峰、咸豐等縣的群眾心情最為迫切。當時，鶴峰縣有兩個鄉(xiāng)申請實現(xiàn)自治，咸豐縣的太平鄉(xiāng)自發(fā)地掛出“太平土家族自治鄉(xiāng)”的牌子，來鳳縣的一些群眾反映：“我們與龍山同飲一條酉水的水，同是土家族較多的縣，他們自治了，我們?yōu)槭裁床荒茏灾危?rdquo;卯洞區(qū)的卯洞、三壩等鄉(xiāng)有的少數(shù)民族群眾甚至將自己的戶口遷到湖南龍山去了。鑒于這種情況，恩施地委及專署準備申請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但是在當時的“反右”斗爭中，有人堅持認為要求實現(xiàn)民族區(qū)域自治，是地方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的表現(xiàn)，致使恩施地委和專署放棄了成立自治州的計劃，在向湖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的報告中指出：“今后除在土家族聚居區(qū)，有的放矢地宣傳民族政策、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外，再不把民族問題突出出來。”至此，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問題被擱置了。
　　
    土家族的識別工作意義重大，它不僅表明了政府尊重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意愿，維護少數(shù)民族生存權利和政治權利，為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而且由于人們的熱情參與，國家的民族政策在實踐中也得到了檢驗，同時識別的結果也證明了它的正確性。雖然由于當時的政治運動影響了土家族的認定工作，但它為以后湘鄂西及其他地區(qū)土家身份識別工作的完善和土家族自治區(qū)域的建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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