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簡史——封建社會前期土家族的文化與習俗（二）

    東漢以后，漢族統(tǒng)治者不斷以漢文化影響土家族地區(qū)。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25-56年)，宋均降服“五溪蠻夷”以后，“為立學校”，以改變“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的社會面貌，實際上只起了“人皆安之”的作用。東漢和帝永元年間( 89-105年)，《風俗演義》作者應劭的父親應奉作武陵郡太守，也曾在該地“興學校，舉側陋”，雖然遠近聞名，但多限于漢族官員子弟，對促進當?shù)匚幕l(fā)展的作用恐亦微乎其微。東晉司馬睿南遷以后，南郡、巴東等地，有的成為軍事重鎮(zhèn)，漢人與土家族彼此往來，互相影響。至隋，在交通方便的軍事重鎮(zhèn)附近，土家族學漢文化的風氣就逐漸增強，有的土家族人與漢人已無多大區(qū)別。可是荊南的夷陵、沅陵、清江和屬巴的黔州等郡州，交通很不方便，其居民接受漢文化影響就小得多，至唐代才稍有尚經籍之壬出現(xiàn)。唐初，在夔峽地區(qū)以“巴酋長子弟，量才授仕”，田世康就作了唐的第一任黔州刺史。唐玄宗開元、天寶間，趙國珍曾仕至唐乙部尚書。逝于酉陽的田英，習染漢文化較深而造詣頗高，唐廷曾命其為溪州刺史，進“上柱國”。巴東人譚伯亮，“好聚書”，生前曾手抄千余卷，臨終前召集親屬，叮囑他們要把這些手抄本保存好，如果子孫有愿學的還可以使用，無人繼承，就把它燒掉，表示要后輩繼續(xù)研讀漢文學。
　　
    宋代，施州城及其附近土漢雜處地區(qū)，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較之他處更大，土人中有人能用漢文著作。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富州刺史向通漢曾將《五溪地理圖》獻給朝廷，表示效忠。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出身于施州都亭里的詹邈，考中進士第一，是博學宏詞科狀元。他家住在利川、恩施、建始交界地方，當?shù)赝寥硕挤Q他為“鄉(xiāng)賢”。施州地區(qū)的向九錫，勤奮好學，課習漢文典籍，也在元祐年間考上進士。出身于施州都亭里的土人向中之，也被考選為進士，宋廷派遣他作為管文教事務的教授。可見，在宋代確已出現(xiàn)了少數(shù)漢文典籍學得較好的土家族文人和官員。因此，史稱施州蠻為“徼外熟夷”，這就曲折地反映出施州土家族在宋代已深受漢文化的影響。
　　
    唐宋時期，雕刻、建筑藝術開始勃興。由于羈縻制度的實施，土家族地區(qū)和漢族地區(qū)的聯(lián)系得到加強，土家人吸收了中原地區(qū)的雕刻、建筑藝術，從而使本地區(qū)的雕刻和建筑藝術得到了較大發(fā)展。除仙佛寺、溪州銅柱以外，還有：
　　
    湘西的祖師殿湘西祖師殿，位于永順縣老司城南三里處，為“晉天福二年（937年）修建，正殿柱四，大數(shù)圍，上架木枋，其接榫處無斧鑿痕，迄今不偏，真神工也”。今天見到的祖師殿為明代重建，為雙檐歇山頂，殿長17.5米，寬13米，高20多米，全為木料結構。全殿用34根大柱支撐屋頂，柱基為雙疊圓石基，柱榫接處是一半升和一斗三升的斗拱承鼎，平單層檐。宇殿斗拱雄渾古樸，梁架結構十分特殊，是土家族地區(qū)有代表性的建筑，它體現(xiàn)了土家民族高超的建筑藝術。
　　
    永順老司城老司城又稱福石城，在永順縣城東三十里處。司城四面環(huán)山，一條流水靈溪河繞城而過。史載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溪州刺史彭福石沖遷其治所于福石城。老司城歷時593年，期間均為衙署所在地，是當時湘西政治文化中心。該城雖無高大城垣，但有東西南北4個城門，并有8條街道，其規(guī)模迄今仍保留完整，是研究古代土家族地區(qū)衙署建筑的典型材料。
　　
    巴東秋風亭  位于湖北巴東縣信陵鎮(zhèn)東南600米處的山岡上。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寇準任巴東知縣，他在巴東教民生產，發(fā)展經濟的同時，在江北舊城修建秋風亭，并親自在亭前植樹，登亭賦詩。南宋末年，巴東縣城從江北遷到江南金字山麓（即今信陵鎮(zhèn)）。此時，秋風亭仍傍立于江北，直到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還保持完好。后來由于長期經受風霜雪雨，亭子漸漸被剝蝕破壞。明朝盛杲為巴東知縣時，便在江南仿舊建造新的秋風亭。秋風亭為石木結構，飛檐兩層，赤柱彩瓦，雕梁畫棟，四角尖頂，高20余米，頗為壯觀。
　　
    唐宋時期，雖然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但在有些方面，土家族地區(qū)仍保持著自己特有的社會風俗習慣，除保持跳喪習俗外，還有：
　　
    信奉竹王竹王的傳說流傳于南方許多民族之中，許多民族都信奉竹王，土家族在唐宋時期也有不少人敬奉竹王，各地都修建有竹王廟祠。如《大明一統(tǒng)志》卷六十六在談到施州衛(wèi)軍民指揮使司的祠廟時，有這樣的記載：“竹王祠，在衛(wèi)城東南東門山下，即夜郎祠也……宋崇寧中，賜廟額回靈惠。”
　　
    興懸棺葬唐宋時期，土家族地區(qū)曾盛行懸棺葬，人死后，“于村側廛之，待二三十喪，總葬石窟”。懸棺葬在峽江地區(qū)尤為盛行，人死后在陡峭的山腰鑿洞建石窟，然后將棺木移進石窟。當時，這種石窟在峽江地區(qū)隨處可見。宋代將軍王果“經三峽，見石壁有物，懸之如棺，便取之，乃一棺也。發(fā)之，骸骨存焉”。王果所視之棺在“歸州白狗峽東，地名亦鐵棺峽”。
　　
    敬巫鬼重淫祀土家地區(qū)處巴楚兩國交匯處，巴楚文化對其都有深刻影響。巴楚文化有一共同之處，那就是敬鬼、重巫，這對土家族產生了很大影響。唐宋之時，“吳楚之俗多淫詞”，“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這時期土家族地區(qū)的崇巫敬鬼之俗也特別濃厚。宋代詩人歐陽修到峽州（今宜昌）時，有感于該地的風俗，寫下了“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xiāng)言語不通華。游女髻椎風俗古，野巫歌舞歲豐年”的詩句?！短藉居钣洝份d峽州風俗日：“不知文學，其信巫鬼，重淫禮。”這時期，土家地區(qū)還盛行用人祀鬼神的風俗。如宋淳化二年（991年），“荊州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藏及人首祀魔鬼。”朝廷對此多次下令禁之。如《宋史·地理志四》載：“歸峽信巫鬼，重淫祀，故屢下令禁之。”《宋史·鄒浩傳》載：“荊沔風俗因人祭鬼，因捕治甚嚴，其風遂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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